老舍 1924 年秋赴英国时，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成为一名作家，那时他已27 岁，连一名文学青年都算不上。一年后，一部令人捧腹的《老张的哲学》使他蜚声中国文坛，之后他又连续推出《赵子曰》、《二马》，到 1929 年秋回国时，老舍已是三部畅销长篇小说的作者，未来的文学事业由此奠定。
英国成就了作为作家的老舍。然而，英国留给老舍的，却是深深的寂寞。贫寒的家境，名义上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而实质上廉价“打工仔”的身份，决定了这种寂寞。正是这种寂寞，促使老舍以写作自娱，玩起看家绝活——幽默，从而催生出作家的老舍，也锁定了老舍看英国的眼光。后来在《英国人》一文中，老舍对英国人的臭毛病，诸如排外、傲慢、偏见、保守作了犀利的调侃和抨击，明眼人从中却可以读出苦涩和辛酸，老舍看英国的眼光中显然多了些什么，也少了些什么。这种压抑之情在老舍旅英时代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《二马》中得到总释放。从艺术上看，这是一部失败之作，正如老舍自我评价的那样 ：“《二马》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。它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，至好也不过是一种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而已。对于英国人，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有写出来。”显然，这次失败与老舍与英国社会的隔膜有极大关系。
追究起来，老舍与英国的隔膜，更有深层的心理原因。众所周知，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死于洋鬼子之手 ：1900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，舒永寿作为满洲八旗“正红旗”的一名下级旗兵在保卫皇城的巷战中牺牲，当时老舍尚在襁褓中。洋鬼子的罪恶通过母亲的反复讲述嵌进老舍的童年记忆，老舍后来说：“在我童年时期，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故事。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。况且，童话只是童话，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。”杀父之仇对老舍一生影响至深，潜在地制约着他对西方文明的看法。
然而耐人寻味的是，老舍后来居然入了洋教! 1921 年老舍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英语夜校学英语，结识了刚从英国回国的神学院毕业生宝广林，加入了他组织的“率真会”和“青年服务部”，并经常参加聚会。这期间，老舍受到基督教博爱主义的感化，于 1922 年正式接受洗礼，成了一名基督教徒。以此为契机，老舍得以结识在燕京大学教书的英国传教士伊文思教授，伊文思看好老舍一口纯正地道的北京官话和教师的经历，当然还有基督教徒的身份，推荐他当上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，连老舍赴英国的船票，都是由伦敦传教会提供的。关于老舍加入基督教一事，合理的解释应当是 ：形式上的入教并不等于精神上真正的皈依，仅仅说明着老舍也是一个现实的人。在那个“全盘西化”甚嚣尘上、国内现代教育很落后的时代，有志青年想有所作为，出人头地，除了出国别无它途 ;而对于老舍这样没有什么社会背景的贫家子弟，除了依靠教会，不存在第二条路。然而老舍并不是真正的信徒，惟其如此，一到伦敦，他就与基督教分道扬镳。根据现有的史料，老舍留英期间与英国教会没有任何关系，与留学生中的基督教组织——青年会也没有任何关系。
可以辅证这一点的是，老舍在小说《二马》中对英国教会的抨击不遗余力，甚至达到妖魔化的程度，比如他这样描写伊牧士 ：“伊牧士是个在中国传过 20 多年教的老牧士。对于中国事儿，上自伏羲画卦，下至袁世凯作皇上(他最喜欢听的一件事)，他全知道。除了中国话说不好，简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带腿的‘中国百科全书’。他真爱中国人 ：半夜睡不着的时候，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`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 ;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 ：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，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，怎么也升不了天堂!”伊牧士这个人物形象令人想起伊文思，他们的身份经历都相似 ;而在现实生活中，老舍对伊文思这位改变了自己命运的“恩人”同样没有表示过好感，伊文思显然是伊牧士的原型。同那个时代多数中国知识精英一样，老舍不信上帝。但这并不重要。比起简单的信或者不信，同情的理解、理解的批判才是最重要的。
比如，胡适也不信基督教，但并不排斥，而是抱着求知的态度认真研究 ;他结交了许多教会的朋友，收藏了大量的中国方言版《圣经》，正是通过对基督教的深入研究，胡适认识了美国文化的深层。相形之下，老舍对基督教的态度不能不显得过于简单，由于缺乏同情这个基础，理解不免褊狭，批判也就绝对化。纵观老舍笔下的洋教士、教民，都是令人鄙视的漫画像，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，这表明情感上的厌恶左右了理性的判断，妨碍了老舍进入基督教的世界，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他进入英国社会。